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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高考择校指南 中国红娘

看看那些褪色的金饭碗

来源:北京晚报 发布日期:2013-05-21

  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这句出自畅销书《谁动了我的奶酪》的名言,用在描述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择业观上也很贴切。上世纪90年代初,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许多新兴的第三产业蓬勃发展。当时人们一提起空中乘务员、出租车司机、酒店服务生、记者、导游等有着特殊服务对象的职业,就会联想到高薪、体面、稳定等令人羡慕的字眼。能挤入这些行业工作,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愿望。如果有家人在这些行业中工作,自己脸上也感觉特别光彩。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政策的变化,那些一度让人趋之若鹜的“金饭碗”,如今已风光不再,有些甚至沦为求职者避之唯恐不及的“泥饭碗”。回想当初,这些时代幸运儿们是如何端上“金饭碗”的?他们如今过得怎么样?又是什么原因让昔日的“金饭碗”褪去了耀眼的颜色?

  褪色的金饭碗之

  空中乘务员

  当年:地位、收入堪比明星

  如今:勉强算得上中等收入

  曾几何时,空中乘务员是笼罩着一层神秘光环的特殊职业。1955年,新中国第一次招收空中乘务员。那时民航局刚成立,周总理亲自指示要在飞机上配备女乘务员。经过学校推荐和层层选拔,16名北京中学生和两名民航局的女工作人员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空中乘务员,被大家称为“空中十八姐妹”。

  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民航事业刚刚迎来发展的春天,普通人想买张国内飞机票还需要单位开证明,更别提坐飞机出国旅行了。因为乘客少,民航局对空中乘务员的需求也不大,而一般人又很难达到空姐空少需要具备的身高外貌、身体素质、英语水平等综合要求,所以民航局招飞小组很少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乘务员,大多是从在校学生中直接挑选。

  刘海英(化名)就是这样被选入空姐队伍的。1988年,读高中三年级的她不仅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而且身材高挑,人也长得好看,是不少男同学心目中的校花。一天下午,她被老师叫到办公室。老师问她愿意不愿意做空姐。“其实我那时也不知道空姐具体做什么,模模糊糊知道是在飞机上工作。”海英回家跟父母商量,但父母对空中小姐的概念也一知半解,只听说是美女从事的光鲜职业。虽然做空姐意味着放弃考大学,但在当时人们眼中,空姐职业意味着高薪、风光和铁饭碗,绝对不用担心下岗分流,接触的乘客也是非富即贵。考大学还有考砸的风险,万一没考上,就业前景还不知如何。思来想去,父母同意海英去民航当乘务员。

  海英回忆,同学们听说她被民航局招飞小组挑中参加空乘面试,“简直用看明星一样的眼神看我”。她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面试过程:她和来自北京各中学的上百名女生被一辆大公共汽车拉去面试,在面试现场,考官拿着放大镜考查每个候选人的步态、皮肤。结果同去的一批学生只有不到10人通过面试,体检结果出来后,又有几个因为视力不达标被刷下,最后被录取的只有五个人。“那真是百里挑一,能被选中非常非常难。”

  经过一年的培训,刘海英正式上岗了。回想起刚工作那几年的情景,刘海英觉得工作的性价比很高:“那时航班不多,工作也不太累。比如飞美国的航班十五六天才有一趟,到目的地还能休息几天。工资除了基础工资和飞行小时费外,飞国际航线还有驻外补贴,补贴费还挺高的。”虽然刘海英不愿透露具体工资数额,但据有关报道,当年一名空姐的税后收入能达到上万元。

  1997年前后,驻外生活补贴标准的降低一下子将空姐的收入拉下一个档次。但国家对空姐的飞行小时并没有硬性规定,于是不少航空公司的空姐为了多赚钱,都愿意多排班。刘海英回忆,个别空姐每月能飞200小时,月收入可以维持在万元。后来,民航总局对空姐飞行最高时限进行规定:每月飞行时间最高不能超过120小时。这项规定出台后,空姐的收入再次被调低。随着航运市场格局的变化,空乘人员逐渐从社会高收入群变成了中等收入者。尽管随着民航事业的发展,对空乘人员的需求增大,但这一岗位早已不再神秘,薪资待遇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也大不如前。

  谈到现在空姐的待遇,已经当上乘务长的刘海英摇着头说:“勉强算得上中等收入吧。毕竟已经40多岁,劳动强度太大受不了。”她说,最早跟她一起来的乘务员大多转做地面勤务工作,很多已经做到管理职位。“像我这样还在客舱部飞的,已经非常少了。”

  褪色的金饭碗之

  出租车司机

  当年:

  清华毕业生

  都来开出租

  如今:

  比建筑工人

  挣得少

  上世纪80年代末与90年代初,满大街黄色的面的和红色的夏利是北京人难忘的记忆。不过,与几毛钱的公交车费相比,10公里10块钱的价格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将打车人群限制在了富裕阶层。

  1989年某天傍晚,29岁的化工厂女工王兰有生以来第一次打车。她当时怎么也没想到,正是这次打车经历,改变了她后半生的职业生涯。那天王兰送一个亲戚去北京站,走到东直门的时候天已经擦黑,眼看赶火车要晚了,她决定打个的。“我远远看见一辆夏利开过来,赶紧伸手拦,”王兰回忆,“车停在我们身边,我坐进去一看,那位司机戴着胸牌,穿着干净整洁的工作服,看上去比我大不了几岁。他彬彬有礼地跟我们说您好,问我们去哪儿,服务态度特别好。”平时很少坐车的王兰欣赏了一路华灯初上的京城美景,十几分钟就被送到了目的地。这次打车她花了16块钱。回去的路上,王兰边走边琢磨:自己在流水线上做质检员每月工资不到80元,出租车司机坐在车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工作时间自由,还能天天见着钱,每月肯定能赚几百元。当时王兰刚生完孩子,正想找一份时间自由、来钱快的职业,于是她跟家人一合计,决定辞掉国企工人的铁饭碗,去学开车。

  二十多年前想学开车可不像如今这么容易。为进入驾校,王兰先托在汽车修理厂工作的叔叔开出单位介绍信,然后拿着介绍信和体检结果去驾校报名。“跟我一车的七个学员都是机关里的男同志,有一位副市长秘书,其余是公检法系统的公务员。我们练的是雷锋开的那种军用卡车,每天早上用手摇才能把车发动起来。”学车的过程异常辛苦,王兰整整学了8个月,直到最后笔试时能把一本《机械常识》完整地默写下来,路考考掉头时能精确地走出“灯泡形”路线。

  拿到驾照后,王兰干了几年货车司机,然后考取出租车司机驾驶证。1993年,王兰终于成为一名的姐,开上了向往多年的“黄面的”。据她回忆,当时她给公司交了2.6万元的押金,然后每月车份儿交1600元,每月购车款再交2000元,这样28个月后车就归她所有了。

  自打当上的姐,王兰感觉手头宽裕多了,家人出行也方便了。“春节串亲戚,别人压岁钱给100元、200元,我一出手就是2000元。那时候不堵车,活儿多,空驶率低,每天刨去燃油三十几块,一天至少挣小200元。全年最淡的时候是正月初六到正月十五,那几天在北京做买卖的外地人还没回来,北京人走亲访友也串得差不多了。就这样一天也有100多元。那时候我可比我爱人挣得多多了……有了点闲钱,就给孩子报了扬琴班。扬琴太大,每次孩子上课、演出,我就拉着他和琴到处跑,感觉有个车真方便。”王兰回忆,当时开出租车是很牛很风光的职业,虽然辛苦,但收入很丰厚。“我们公司还有清华的毕业生呢。打车的人跟我们聊天,也羡慕我们这行既风光又赚钱。”

  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随着私家车越来越普及,份子钱和油钱越涨越高,如今出租车司机的收入已经大大缩水。今年53岁的王兰仍在开出租,干了整整二十个年头,她现在每月的净收入大约4000多元。谈起出租车司机今非昔比的境遇,她颇有感慨。“比我年轻的同事全改行了,代驾的代驾,开网店的开网店,都嫌这行又累又苦,比建筑工人挣得少。我这么大岁数,改不了行,也不敢退休,退休费还不到2000块钱。趁现在还干得动,再干两年吧。”

责任编辑:江爱冬